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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41）。
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派都是如此。
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
这时候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统论。
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
“笔”
的分别为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作的《易·文言传》。
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
的“言”
，“论难”
的“语”
（42）。
古文以立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究与文章有别。
《文言传》多韵语、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
言。
阮元所谓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的“和”
而言（43）。
原来南北朝所谓“文”
“笔”
，本有两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
，是当时的常言（44）——韵只是句末韵。
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
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
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45）。
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
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
，却也称“言”
，况且也非孔子所作——这更是傅会了。
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
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厉害，各走偏锋。
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
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
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
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
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
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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