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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元杂剧。
除了杂剧之外，还涌现了许多新民歌，历史上称为“散曲”
。
散曲包括“小令”
和“套数”
两类。
小令即只曲，套数由同一宫调的若干只曲组合而成。
当时由于戏剧盛行，许多乐曲和舞蹈都被吸收在戏剧里，音乐和戏剧分不开。
此后在城市里，单独演奏乐曲或表演舞蹈的机会就相对地减少了，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代更为显著。
明代，各地区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成的地方戏也都兴盛起来。
这时不但剧种多，而且戏剧——特别是南戏的规模也达到成熟阶段。
宋元南戏流传到江西弋（yì）阳一带，和当地的民间乐曲结合，产生了“弋阳腔”
；南戏流传到江苏昆山一带，和当地的乐曲结合，产生了“昆山腔”
（昆曲）。
明末清初，弋阳腔和昆曲最为盛行。
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朱载堉（yù）发明了“十二平均律”
，比德国人魏克迈斯特的同样发明，约早一百年。
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带来了“七十二弦琴”
（钢琴），并写成《西琴曲意》八章，但这时欧洲音乐对中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清代乾隆中期（18世纪中叶）以后，昆曲渐衰，而所谓“乱弹”
者代之而兴。
“乱弹”
即指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腔等，这些腔调里集中了不少优秀的民间乐曲。
明清两代的乐谱保留下来的很多，而且有许多乐曲依然流传在民间。
清代宫廷宴乐中除了主要的乐舞之外，还先后吸收了边疆地区和邻国的乐舞八种：“瓦尔喀乐”
（吉林东部女真族中的一个部落），“朝鲜乐”
，“蒙古乐”
，“回部乐”
（新疆），“番子乐”
（西藏），“廓尔喀乐”
（尼泊尔），“缅甸乐”
，“安南乐”
（越南）。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包括音乐在内，受到了严重摧残。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的重视，它才被大规模地发掘整理，重新估价。
传统音乐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推陈出新。
（阴法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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