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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个人就具备这种超级慧眼，在人头攒动的翰林院，一眼就发现了张居正。
他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常务副院长），在翰林院名分上是张居正老师的徐阶。
徐阶是上海人，矮小白皙，典型的南方人。
十八岁时拜心学宗师王阳明的高徒聂豹为师，苦研阳明学，终有所成。
二十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做编修。
他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柔性，无论是相貌还是为人处世的方式。
熟悉他大半生政治生涯的人评价他说：徐阶就像是弹簧，压力来时，他能屈服退让；压力一减轻，他不但立即恢复原状，而且会突破原状，爆发更大力量。
1548年时，徐阶的这种政治风度还未完全展示，他和严嵩龙争虎斗的帷幕还未拉开。
但迟早会拉开，因为徐阶是夏言一手提上来的。
而且徐阶有能力，严嵩看到徐阶，就想到夏言，条件反射地，他对徐阶毫无好感。
就在与严嵩站上擂台的前夕，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徐阶眼中的张居正，好学深思，沉稳庄重，但内心灵动，和他二十五岁年纪本该有的青春躁动极不相衬。
他关注张居正，以阳明学“勇于担当”
的思想精髓指点张居正，二人渐渐地由师生进化到朋友关系。
或许是徐阶的大力指点，又或许是张居正满肚皮的政治才能不得不溢出，1549年，张居正向朱厚熜上了一道《论时政疏》。
《论时政疏》是张居正初期政治思想的结晶，也是他日后在帝国推行改革的草图。
按他的看法，明帝国当时有五大问题亟须解决：藩王、财政、边防、吏治，最后一个是沟通，也就是皇帝和臣子的交流问题。
先看藩王，明帝国藩王无数，藩王的子孙多如牛毛，虽没有“尾大不掉”
之势，但需要政府财力供养，供养这些藩王及其子孙，需要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
问题是，政府财政收入已非常勉强，年年入不敷出，所以张居正说要整顿财政。
至于边防和吏治问题，张居正认为是一回事。
官员把无为当作最大作为，没人做事，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长久下去，边防肯定会出事。
最后一个问题是暗指朱厚熜的。
朱厚熜在执政后期把自己锻造成一名虔诚的道教徒，整日躲在密室修炼，和大臣见上一面，无异于铁树开花。
皇帝不和大臣沟通交流，就不知天下事，何谈治国？
不要轻看了张居正这道奏疏，在那个年代，由于朱厚熜不喜政治，尤其不喜欢谈论政治的人，连言官都不敢轻易上疏，而张居正却以一小编修的身份迎难而上，其胆魄和为民为国的情怀，让人感动。
正如人生中任何第一次都不会有效果一样，张居正的这道奏疏如同投进墓道，毫无反响。
换作普通人必会唉声叹气，感慨生不逢时，悲观一点的，还会转头泛舟四海，或是钻进深山老林，遁入佛老之道。
但张居正依然泰然自若，因为他想起徐阶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圣人只是逢其时，才有其事。
有些事急不来，也强求不得。
该来的自会来，不该来的，你怎么求都无用。”
正是这段话，给了张居正自信与沉着。
他调整了情绪，再把自己投进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去。
终朱厚熜一朝，除了翰林院编修例行的奏疏外，他再也未上过一道存有本人见解的奏疏。
点到为止，这是张居正年轻时的态度。
对方不识货，一味地奉献热情，无疑是热脸贴冷屁股。
张居正有自知之明，不会做这种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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