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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重点要建设一个顺畅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用以化解阶层冲突。
也就是说，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应当允许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移动，或者，在同一社会集团内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阶层之间移动。
这种移动程度越高，意味着每个人的机会和希望就越大，经济就越和谐。
例如，目前马上可以解决、而且也应当马上解决的问题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各种限制，包括就业限制；代表城乡差异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属性；报考公务员的限制等 2。
正确反映和协调兼顾不同方面的群众利益
一方面，应当积极利用财政、税收、福利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扩大中产阶级群体，支持和扶助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取缔非法收入；扩大就业岗位，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依法逐步推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促进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正当权益。
重点解决问题突出的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
这主要是通过合理协调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来解决。
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免除农业税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另一方面，要在坚持东部地区快速发展、中部崛起的同时，有效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大东北，利用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逐步协调国民经济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和谐发展。
鼓励致富，但要严打非法收入
有人说，中国人历来有“仇富”
心理。
你看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富可敌国，有多少美国人“仇富”
？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毛泽东语）——中国人的“仇富”
心理，从来就是建立在各种不平等基础之上的：起点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结果当然不平等！
和谐社会、和谐经济，当然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更要严厉打击非法收入、惩治腐败行为。
只有这样，富者才会富得安心，穷者也会穷得服气，相安无事。
例如，2005年山西一个煤矿矿主，花费3700万元买下北京的一座最昂贵的别墅。
随后，又一次性购买20辆悍马，为本家族15岁以上成员各配一辆 3。
按理说，如果该矿主以自己的合法收入如此消费，旁人也不好说什么，似乎也不能妄评他是否遗忘了社会责任——挣钱后不知道回报社会，只知道物质享受。
可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相关法制不健全、不合理，更由于“官煤勾结”
等腐败行为的存在，种种“仇富”
行为恰好是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变革动力。
煤矿矿主之所以如此挥霍，关键是他们有着支撑其大肆挥霍的超额利润，而这又主要来自以下3方面：一是榨取矿工血汗。
20世纪80年代，煤矿工人的收入还一直稳居各行业前列乃至首位，可是到前几年，却“在49个行业中排倒数第二”
。
二是安全投入被“节省”
了，以至于我国百万吨煤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印度的13倍。
三是国家税收没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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