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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踌躇满志地看着那张空空****的相位，相信它已经非我莫属。
七月，我如愿以偿地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亦即副宰相。
任命书下达的这一天，徽宗皇帝在延和殿赐坐。
皇帝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我立刻起身，伏地顿首，朗声道：“臣一定鞠躬尽瘁、尽死效忠！”
那一刻，我听见自己豪迈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上久久回**，预感到一个属于蔡京的时代即将来临。
八
我入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熙宁年间王安石设置“条例司”
一样，设立了一个“讲议司”
，由我自任提举；凡是主要政务如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划归讲议司掌管；同时我起用了吴居厚、王汉之等十几个心腹分管其事。
我如此施设的直接目的就是把整个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
当然，我表面上高举的是绍述神宗新法的旗帜，而且一切均以王安石当年的举措为指南，可说句老实话，熙宁新法是王安石的新法，崇宁新法却是我蔡京的新法，二者形同实异，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原因其实很简单，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还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何苦呢？所以我一旦执政之后，绝不会再重蹈他的覆辙。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追求的是天下和百姓的利益，那么我所追求的只能是天子和我本人（包括以我为代表的集团）的利益。
我也曾经渴望一生践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儒家思想，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可为什么到头来我放弃了这一切，甘心蜕变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现实主义者呢？除了我个人的原因，是否也应该追究一下客观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整个仕宦生涯可以视为北宋末年官场政治的一个缩影。
我经历了一连串具有典型意义的党派斗争、个人倾轧、政局反复、仕途沉浮。
我不知道你们对此作何感想，反正当我日后作为一个局外人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
所有这一切纷纭乱相归结到最后，无非就是**裸的利益争夺。
每个人表面上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骨子里都是一己利益在驱动。
至于说如何才能让人们的利益诉求“有序化”
和“良性化”
，对不起，我所学习的儒家思想没有告诉我，因此只能有待你们去寻找和建立。
但是有一点我还想强调一下，所谓的“良性有序”
也只能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根本性质上的。
因为人性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造，只能尽最大努力进行疏导、制约和转化。
而且哪怕仅仅是实现“良性有序”
，很可能也是“路曼曼其修远兮”
的，切勿操之过急，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从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入相之后，我开始全方位推行“蔡京新法”
。
当然其中有一些也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继承，比如这一年八月我就促使徽宗下诏全面罢除科举法，在天下各州县实施“太学三舍法”
。
也就是在各县设立“小学”
，结业后经过考试升入“州学”
，各州学三年一次考取京师的“太学”
，将考生按成绩分成三等。
上等升入太学的“上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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