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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升入“次级上舍”
，下等升入“内舍”
，其余未入等的暂入“外舍”
学习。
太学三舍也是通过每年的公开考试按成绩逐级晋升，上舍生经过毕业考试产生的优等生可由中书省直接派官。
其实此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说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也不为过，其目的在于革除科举的弊端，真正培养“学以致用”
的经世型人才。
王安石认为，科举一味“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
，只是在“取士”
而已，只有太学法才是在“养士”
，也就是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
我这里可以引用一段他的原话：
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具论纷纭，不能一道德故也。
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举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
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
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
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
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在教育改革方面，我对王安石的思想是甚为服膺的。
“太学三舍法”
基本上就是对王安石的全盘继承。
所以你们也不宜将“蔡京新法”
全盘抹杀。
当然，除了科举改革，我执政以后全力以赴在做的，主要还是党同伐异，对此我也不敢讳言。
比如这一年九月，我就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一百一十七名元祐旧臣列为“奸党”
，请徽宗御书刻石，树立于端礼门外，号曰“党人碑”
。
同时我又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
的标准把元符年间的大臣分成正、邪各三等，被我列入正三等的有邓洵武等四十一人，列为邪三等的有范柔中等三百一十二人。
凡列入正等者一律表彰拔擢，列入邪等者一概降职贬谪，臣僚中有与奸党同名者并令改名。
随后我又对帝国政坛进行了彻底清洗，把仍然在职的元祐党人全部罢黜流放殆尽。
后世史家称这是继东汉之后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
我这么做固然有些变本加厉，可事实上这不过是元祐复辟以来一连串激烈党争的一个延续和深化而已。
换句话说，我并不是始作俑者。
九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底，我终于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作为首席宰相登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峰。
从这一年起，我开始全方位地推行经济和财政改革。
当然，这些改革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蔡京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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