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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亚之《送洪逊师序》）
按照上述韩愈的弟子沈亚之的说法，佛教传入中国，之所以有极其迅速、强大的发展，并同时导致儒学衰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
，即佛教有着严格的制度，其传承是十分严密的。
佛教传承清晰，而且在传承过程中，非常有针对性，所以儒家是无法和佛教抗争的。
这个观点还是比较中肯的，如果我们去考察佛教在当时，尤其是所谓的八大佛教宗派形成之后的传播，会发现它们内部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有着严格的法脉传承制度，例如五祖弘忍传给六祖慧能（虽然有人说这种制度是慧能之后神会建立起来的）。
佛教之人是有意识地在创造这种传法系统的，这种制度性保证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它既可以保证其所传的乃是正法（正统性、权威性），又可以形成不间断的传法系统（法脉）。
所以在中国佛教的传统中（主要是禅宗的传统中），有很多灯录（比如《景德传灯录》）类型的关于法脉流传系统的作品，这些作品自然而然地建构出了一种具有正统性意义的法脉传承。
相对于佛教，儒家没有清晰的传承制度，汉代立学官制度也没有对整个儒学的传承系统进行梳理（这当然和儒家独尊的基本事实有关，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没有这个方面的需求）。
没有传承的制度，就没有正统性和权威性，也没有义理的有效传承，由此佛教得以在制度上给儒家以极大的冲击。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复兴，为什么必须讨论道统问题，为什么理学家会那么热衷于儒家道统的建构（虽然这并不是一种历史事实的真实再现）。
佛教带给儒学的刺激，除了制度性的层面，更为重要的乃是义理层面的挑战，唐代名僧圭峰宗密曾评论儒家的义理：
不知空界已前早经千千万万遍成住坏空，终而复始。
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浅浅之教，已超外典[1]深深之说。
（《原人论》）
按照宗密的说法，小乘佛教所讲的义理都比儒家道家高明得多，“小乘浅浅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说”
表明，佛教在义理层面的完善和精细程度是儒家不能比拟的。
这里涉及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就当时的思想实际来说，佛教的义理主要侧重点在哪里？其次，佛教在义理建构上的特点在哪里？前者关系到儒学复兴的基本内涵，后者关系到儒学复兴的方法。
就唐代来说，佛教义理的完善主要表现在心性上，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倾向。
就佛教的心性论而言，唐代佛教的心性论达到顶峰，当时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几个佛教宗派对于心性问题都进行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论说，比如天台宗的“一念三千”
和“性具善恶”
说、华严宗的“真心”
和“自性清净圆明体”
、禅宗的“明心见性”
等（在理学形成的义理框架中，深受禅宗、华严宗和天台宗义理系统的影响）。
佛教有完善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基础，佛教讲“缘起性空”
，“缘”
就是条件，世间一切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所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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