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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非永恒存在而不是说不存在，是有条件的存在。
佛教要破执着，理论依据是缘起，反过来看，中国传统讲的是元气说。
阴阳二气，气还是“有”
的东西，按照佛教讲，执着在气是不对的，因为气是假象，把一个本体的根据建立在一个不是超越的东西上是行不通的。
当然，传统儒家讲仁义也有根据，但是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思辨的理论系统，来解决儒家哲学的本体论根据问题。
儒家的义理在佛教传入之前是没有冲击和挑战的存在状态。
但是佛教有精密的理论，所以相较之下，儒教和佛教差别很大。
佛教在唐代完成了心性论的完善，心性论在佛教中是占主导地位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心性论在儒学复兴中也占主导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在义理层面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议题，那就是心性论。
因为儒学复兴要针对佛教，就不能不回应佛教的心性论，就必须在完善儒学本体论、宇宙论的层面上来回应，所以，这个义理建构的方法也是佛教启示的。
因此，儒学要复兴就一定要讲心性论，而心性论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中国传统的核心，其实都和佛教的刺激有关。
那么，在佛教心性论的冲击下，传统儒学何以来建构儒学的心性论系统呢？在先秦的儒学资源中，言心性最深的莫过于孟子，由此，从中晚唐到北宋，孟子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
由此，在儒学复兴的经典系统中，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必然，而孟子地位的提升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那么儒学应当如何复兴？事实上，中晚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和李翱已经揭示出了儒学复兴的三条可行道路。
韩愈的方式代表着第一条道路，就是在彻底排佛的意义上复兴儒学之道，所谓“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原道》）。
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偏激的方式，从三教并存的社会事实来说，这种偏激的、彻底的清理行为是无法实现的。
儒家出身的柳宗元，相对于韩愈来说，就温和得多。
柳宗元承认三教并立的事实，有一定的融合的想法，但是总体上主张三教和平共处。
而唯有李翱，非常明确地强调在融合佛、道的基础上复兴儒学，李翱以儒家为本体，吸收佛道来完善儒家。
以仁义之道为本，坚持的是儒家的价值立场，这事实上也是后来宋明理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韩愈的理论只是出于义愤，在学理的建构上贡献很少。
儒学的复兴之路由中晚唐开启，北宋庆历之际以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为代表；北宋熙宁、元丰前后以张载、程颢及程颐兄弟等为代表。
这三阶段前后呼应，一脉相承。
经过他们的努力，儒学转型的架构定型基本完成，由此奠定了理学的规模。
自朱子出现，绍述程子，集理学之大成，在对抗佛老的过程之中，以理学的形式确定了儒学复兴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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