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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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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中国向有斗士和隐士两类散文家，其最大区别在于斗士把散文当利剑，隐士拿散文当雕刀。
斗士惯有特立独行，宁为玉碎的血性，也许他的剑术并不高明，却一定要刺中要害。
“特殊的时代一定会产生特殊的文体”
，鲁迅式与茅盾式散文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实在是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大时代的造物。
要在他们的散文里寻觅矫情自饰的小情调，小惆怅，“小摆设”
，则不免徒费无益。
他们是把散文当“投枪”
和“匕首”
的，才不会把它变成高人逸士手里的小玩意，去“专论苍蝇之微”
。
正如阿英所说：“在中国的小品文活动中，为了社会的巨大目标的作家，在努力的探索着这条路的，除茅盾、鲁迅而外，似乎还没有第三个人。”
因而，正当大时代而一味地“品赏”
“幽默”
与“闲适”
，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了。
不是吗？曾几何时，“幽默”
的老舍就遇到过难堪的尴尬，他怎会想到“幽默”
竟会给他带来“危险”
！
他那篇《“幽默”
的危险》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一己的“幽默”
正名。
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
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倡导“幽默”
、“性灵”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自然便有了专事玩弄之嫌。
眼里从不糅沙子的鲁迅，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也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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