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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单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来看，他当时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
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
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
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
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这实在有点冤枉了老舍，因为即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
与鲁迅相比，郁达夫要豁达许多，他认为，“清谈，闲适，与幽默，何尝也不可以追随时代而进步呢？”
可见，在他眼里，一个作家是否追随时代而进步，并不在乎他的“文调”
是“性灵”
、“闲适”
、“幽默”
的，还是遒文壮节、挥戈反日的。
其实，鲁迅也并不像有些人出于逆反心理想象的那样，是只会“横眉冷对”
的“铁板”
一块。
在散文写作理念上，他还是蛮“前卫”
的。
他认为散文只要达到了真情实感的流露，写作上“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
同时，鲁迅的深刻犀利却也是旁人所望尘莫及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散文的幻灭在于“模样装得真。”
换言之，在鲁迅看来，散文最贵在“真”
，尤忌“瞒”
和“骗”
的装腔作势。
散文写作又实在是多元的，远非“斗士”
、“隐士”
两类可以囊括。
恰如梁实秋所说，“有一个人就有一种散文。”
以鲁迅、周作人虽为血缘兄弟，却“文调”
迥异，即可见事实也是如此。
一个人的散文写成什么样，或他会如何来写，跟他的散文观，其实也就是性格，是血脉相连的。
所以，梁实秋强调，散文的“文调就是那个人。”
“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性格的流露。”
他以为“散文是没有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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