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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沙，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然而，在历史时期，这些被沙丘覆盖的土地并非原来就是这样的。
例如，在今内蒙古和宁夏两自治区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原是西汉朔方郡辖地。
那时，它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农垦区，而现在却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横亘在阴山南麓直到贺兰山下。
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这一地区曾经存在过的一段繁荣富庶的历史。
关于乌兰布和流沙起源的问题，从自然原因来看，是黄河改道所致；从人为的作用来看，是农垦的废置造成了表土破坏、覆沙飞扬，终于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
[26]又如西辽河下游平原，第四纪时期积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气候干燥，产生很多垅岗沙丘，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得相当湿润，沙丘为灌木、草丛所固定，发展为草原环境。
历史时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场。
到辽代，由于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建置上都，乃掳掠人口，在这里开垦草地为农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坏草原植被。
到了金代，这里就变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难进行生产活动。
再如，在今陕北无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这里也曾发育过沙丘，全新世初期，气候变得湿润，植被繁茂，把流沙固定起来，而且在低地形成许多浅湖、沼泽。
进入历史时期以来，人们开垦了这里的黑炉土和沼泽土，砍刈草本灌木以做燃料，覆盖层和植被遭到破坏，沙丘经大风吹扬，造成连绵不断的沙荒地。
[27]沙漠的变迁对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仅就这两点而论，恐怕不能否认地理条件的变化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所起的推动作用。
长时期里，人们在说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原因时，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但地理条件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似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夸大其他方面的原因，从而产生片面的认识。
片面的认识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片面性。
至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变化，其具体表现若何？譬如，生产部门及产品的变化，人口分布的消长，行政区划的分合，粮食产量的升降，水利系统的兴废等，以及学校、书院的发展，印刷术的推广，从进士直到宰相各级人才的来源，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等，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问世[28]，本文不再一一论列。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的变化之影响历史发展进程，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例如，由于地理条件的突然变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败，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溃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
《通典·边防典·突厥上》记：贞观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
；颉利与突利之间产生“怨憾”
；兼之“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
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
[29]。
这段话指出了隋末唐初异常强大的突厥汗国，在贞观初年遭到覆灭的重要原因。
陈寅恪根据《通典》和其他有关史料认为：“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
他还根据《唐会要·回纥》条所记载的“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
[30]，以及其他有关史料，认为：自唐肃宗以后雄大起来的回纥，至唐文宗时，“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
。
类似的史实还见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彝泰赞普执政时，“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
，继因唐武宗会昌年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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