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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归唐”
[31]。
据此陈寅恪又认为：“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
[32]像这种由于地理条件发生异常或骤变而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变化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也是应当被予以重视的。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在辩证的发展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
一方面自然力作用于人，另一方面人力也会反作用于自然。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并不是消极的。
正如恩格斯说的：“随着自然规律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
[33]人的生产活动就是对自然的利用。
这种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自然，其后果固然有破坏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方面，如上文所举的那样；但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变自然条件，仍然是人们生产活动的主导方面。
例如，人们把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畜和家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新的农作物；人们从游牧生活发展为定居生活；乡村的形成与城市的兴建及其数量的不断增加；农田的开辟，矿山的采掘，道路的修筑，运河的开凿，桥梁的架设，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着地理环境。
舍此，则无从谈论人类的历史，更无从谈论历史的进步。
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为全世界的历史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普列汉诺夫指出：“地理环境不但对于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所谓开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现在英国人对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反应自然同恺撒时代移居英国的部落对于这种环境的反应完全不同”
[34]。
普列汉诺夫在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之关系的论点上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但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则是正确的。
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力将日益增强。
然而，这种趋势也积累着巨大的隐患。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35]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写的这一段话，事实上已成为现时全人类所关注的问题。
对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
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的贡献是应当特别予以重视的；而对于中国古代学者，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撰述，也应当受到重视，这对我们研究历史和参与社会实践都是会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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