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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拾礼仪志略云：
舆辇之别，盖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
然随时而变，代有不同。
梁初尚遵其制，其后武帝既议定礼仪，乃渐有变革。
陈承梁末，王琳纵火，延烧车府。
至天嘉元年，勅守都官尚书宝安侯到仲举议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辂及五色副车。
此后渐修，具依梁制。
寅恪案：此南朝后期文物发展变迁，梁创其制而陈因之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后魏天兴初诏议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
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辂，各依方色，犹未能具。
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
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
其后因而着令，并无增损。
寅恪案：李韶、崔光传文前已征引，韶之家世代表河西文化，光之家世代表南朝前期文化，据此可知魏初之制多违旧章，得河西南朝前期之文化代表人物，始能制定一代新礼，足资后来师法。
故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着令，并无增损，是北齐文物即河西及南朝前期之遗产，得此为证，其事益明显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及［周］平齐，得其舆辂，藏于中府，尽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郑译阅视武库，得魏旧物，取尤异者，并加雕饰，分给六宫，合十余乘，皆魏天兴中之所制也。
周宣帝至是咸复御之。
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舆辇乖制，请皆废毁。
」高祖从之，唯留魏太和李韶所制五辂，齐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肃宗］熙平中太常卿穆绍议皇后之辂。
寅恪案：周袭魏天兴旧制，虽加雕饰，仍不合华夏文化正式系统也。
李德林本北齐旧臣，当时礼制典章，尤所谙练，（见前文所引。
）故请毁废而用魏太和熙平齐天保之制度，而此制度即魏孝文及其后嗣所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经北齐遂成为一系统结集者。
此隋在文物上不继周而因齐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象辂已下旒及就数各依爵品，虽依礼制名，未及创造，开皇三年闰十二月并诏停造，而尽用旧物。
至九年平陈，又得舆辇，旧着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载者，并皆毁弃，虽从俭省，而于礼多阙。
十四年，诏又以见所乘车辂因循近代，事非经典，于是命有司详考故实，改造五辂及副。
大业元年，更制车辇，五辂之外设副车，诏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详议奏决，于是审择前朝故事，定其取舍云。
寅恪案：舆辇之制，隋文帝受禅不袭周而因齐，即因袭南朝前期之文物，经过魏太和、齐天保之结集者，而制度尚有所未备者，则南朝后期梁陈之文物未能采用故也。
开皇九年平陈，初持保守主义，其乘用以限于旧令所着，是以于礼多阙，盖欲求备礼，非更以南朝后期即梁陈二代之发展者增补之不可，此开皇十四年所以有更议之诏也。
又大业元年所命议制车辇诸臣，其中大部分前已论及，而虞世基、许善心则南朝后期文物即梁陈文化之代表者，可为鄙说之例证也。
至宇文恺、何稠、阎毗三人，俱特以工巧知名，其参与此役，盖由于此，将于下文附论都城建筑节中考证之，兹姑不涉及，以免枝蔓淆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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