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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凹下的阴文，叫“款”
；一种是凸起的阳文，叫“识”
（zhì），合称“款识”
。
一般都是浇铸而成的，战国以后也有刻就的。
殷商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一般字数较少，但也偶有字数较多者，且风格也已经有多样化的表现，其线条或厚实，或质直，或方折；结构或凝练，或开张，或均衡；章法或单一，或茂密，或疏朗，已开西周金文风气之先。
西周自周公制礼作乐后，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典章制度，开始了三百多年的盛世，而这个时代的精神也反映在钟鼎彝器的铭文上。
早期的西周金文还保留了殷商晚期铭文的一些特点，但逐渐地将殷商甲骨文、金文有行无列的章法变成有行有列的排布，甚至还出现了界格，使之井然有序。
随之而变的是字体结构，它变得均衡起来，线条也出现纯化现象，如殷商金文的线条是有明显的粗细变化、轻重变化的，西周金文则逐渐变得匀圆洗练，而且西周的钟鼎铭文动辄数十字，甚至数百字，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风格各异的范本。
（三）籀文和六国文字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
此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并起，竞相逐鹿，原有的礼乐秩序被打破，但在思想领域却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反映到书写上则出现了装饰意味浓厚的鸟虫书体（5），而且，在书写取材的多样性方面，如铸铭刻款、金银彩错、竹木简牍、缯帛墨书、刻石印陶等，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使用文字的范围和阶层也得以扩大，各诸侯国虽用同一体系的汉字，字体却千差万别，同字异形的现象甚为严重。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字”
，实际是对汉字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规范管理。
因为秦国地处雍州，偏僻而又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之反而承继并保持了西周文字的书写规范，使用的正是《史籀篇》的大篆，即籀文正体，并且在此基础上一直稳定、连续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书写风格上，秦大篆（籀文）的用笔已然很接近后来的小篆。
除了金文，此一时期还有石刻文字（如《石鼓文》6）；简牍帛书（如《青川木牍》7、《郭店楚简》《长沙子弹库帛书》）；盟书墨迹（如《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
除《石鼓文》外，其他的都是当时的手书墨迹，这些墨迹尽管是大篆，但却与刻、铸的文字大异其趣，特别是简牍中，不但有潦草的写法，甚至已经出现了被称为“古隶”
的草篆。
注意，这个时候的手书墨迹已经出现草写体了！
二、秦汉时期的书法
秦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一项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国策：“书同文”
，以取代纷乱的六国文字，这为后世书体的成熟和规范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许慎《说文解字叙》中称，这种统一性的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
据说，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已不传。
小篆是一种全新的规范性字体，相比于大篆，虽然笔画已有所删减，但对日益繁重的日常书写而言，仍然是非常不便的，于是，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秦始皇时“始兴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约，施于徒隶也”
。
又有一说，即隶书乃秦始皇时期统隶（囚徒）程邈所作，而故名“隶书”
。
而事实上，从出土的秦简来看，早期隶书应在战国晚期就已出现，如《云梦睡虎地秦简》（8）、《里耶秦简》等，程邈的功绩应该是整理并规范这些民间隶书的写法。
在书法史上，秦代还有一个重要事件：蒙恬造笔。
事实上，据我们从古代遗存的纹饰与字迹上推断，远在殷商乃至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毛笔，怎么到了秦代，会有蒙恬造笔一说？原来，蒙恬所造为秦笔，而非古笔。
据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毛笔可知，当时的古笔是将笔毛捆扎在笔杆外边的，而蒙恬改造的秦笔则是将笔毛置于笔杆内的，这种改造后的笔较以往的笔含墨量更大并易于聚拢，为书写带来了便利，所以，这种制笔方法流传至今。
秦朝国祚短暂，但也留下了赫赫有名的刻石书法，如据传李斯所书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9）等“七碑”
，还有天真烂漫、充满奇趣的“诏版权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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