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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为人耿介，极重品格和民族气节。
他在书法上曾提出著名的“四毋四宁”
观点，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
这一审美观点对后来碑学的兴起起到了一种先导作用。
傅山书法初学赵孟頫并能逼肖，后因反感赵氏仕元而改学颜真卿书，对颜真卿推崇备至。
晚年则隶宗两汉、草学二王，又受王铎影响，喜欢写大幅草书。
他的书法成就也是以行、草书为最。
他的草书作品正如他自己主张的那样，线条缠绕盘旋，结体丑却形态险峻欹侧，字势连绵，纵横捭阖（79）。
同傅山一样作为明末遗民的书家还有陈洪绶、查士标、朱耷等。
朱耷（1626—1705），号八大山人。
为明皇族后人，明亡后，耻于仕清，先后做过僧人和道士。
精于书画，为清初画坛四僧之一。
其书法受欧阳询的影响，又熟习董其昌的行草，后追索魏晋，并参以篆书笔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面目，用笔简练而圆润、结体多变，不类古人。
晚明书家因为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心态上与前人已有很大不同。
他们在徐渭的影响之下，大都把注意力放在表现上。
而且在明代中后期，人们的赏玩意识更加明显，并出现了新的幅式形态：中堂、大轴，由原来放置于几案上把玩欣赏的手卷、尺牍小字一易而为壁上观的长条大书，这是书法史上一个重大的发展和进步，是书法由实用走向纯艺术的又一个标志。
清代自康熙当政以后，社会趋于安定，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的表现性书风的影响逐渐降低；又因康熙本人尊崇董其昌，遂使董氏书风风靡朝野。
及至后来乾隆帝喜赵孟頫书，又令赵书为士子所宗。
这使得当时的书学日趋单调乏味，加之“馆阁体”
盛行，令以“二王”
为宗的“帖学”
越发沉闷，尽管先后有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梁巘、钱沣等诸多名家，乾隆又精刻《三希堂法帖》，但仍然未能阻挡“帖学”
的衰落。
当时又因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子恐惧于因言惹祸，不敢轻易著述，遂把精力投放在经史考证及诠释上，使得考据学兴起。
金石学是考据学的一个分支，随着金石出土的增多以及众多学者对故字的考证、研究，古文字重新兴起，并因此催生了一批从金石碑刻中汲取养分的书法家。
碑派的书家除了擅写北碑体楷书外，还有将碑派笔法融入行书的，如何绍基、赵之谦等，而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们在篆书和隶书上的成就。
清初即有王澍等善写小篆的书家，待邓石如出，清代的篆书从此登上一个高峰！
更影响到其后的众多篆书名家，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吴大澂、吴昌硕、黄士陵等。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帝讳，遂以字行，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是一位具有开创精神的布衣书家。
他一生不求闻达，以鬻书刻印自给，安贫乐道，是个纯粹的艺术家。
他读万卷书，更行万里路，并且“书倦必游，游倦必书”
，还交游天下名士，取长补短，终于成为四体兼工，有“国朝第一”
之誉的集大成者，及掀起清代碑学**的先导人物。
他在书法艺术上更广、更精、更深的学习取法，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启发着他们沿着他开拓的道路去继承、创新。
邓石如的篆书成就主要在小篆上，他擅长使用长锋羊毫，以隶法作篆，方圆结合，线条富于变化，又因腕力精绝，使其篆书线条厚重、雄浑，婉媚而苍茫，已臻化境。
康有为对此有极高的评价：“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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