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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选择与体现：外部边界的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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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少数民族艺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家的各种庆典活动、节日晚会和旅游风情区的展演中，再加上大众媒体的宣传与地方政府的推动，涌现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形象，如苗族的反排木鼓舞、羌族的羊皮鼓舞、土家族的摆手舞，等等，这些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代表，并以“水涨船高”
之势不断扩大、加深本民族的形象影响。
面对周围因旅游、非遗而迅速发展并家喻户晓的其他少数民族，白马人也极力想将自己介绍出去，“挖掘白马文化”
、“打造白马文化”
成为当下白马人尤其是族群内部知识分子主要考虑的。
曹乡长常和我聊起此事：“你看人家羌族，一说羊皮鼓就知道是羌族的，很明确，我们也要这样打造我们的文化。”
南坪的班海平老师对我说：“我们白马文化太丰富了，可是由于没有文字这些年流失得很快，所以先要好好挖掘，挖掘出来后才能打造。”
这两位老师都供职于县城，是白马人的民族精英，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外界接触，也有一份很强的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
作为白马人的一分子，族群文化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他们的身体里，村寨跳“池哥昼”
的那两天一定要回家，一样到庙里去迎火把、到村外去送神……作为在政府体制中或有一官半职的官员，他们也知道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与当今的文化格局下应该怎样塑造白马人、凸显白马人，所有的实践不仅是作为白马人对自我文化的理解与认识，还是在资源竞争、文化竞争的今天，白马人对自我边界的强化与体现。
一、选择性展示
F.K.莱曼在评论利奇所呈现的克钦社会的结构模式时提出：“‘某某人群所特有的文化’如果不总是的话，也经常是被附加的属性，而非客观实体。
除了那些可以让社群利用来申明身份的公共符号之外，在表明同一种身份的各社群之间，风俗的差别可能会非常之大，正如语言那样，所以有可能根本无法确认究竟哪一种风俗的变体才是客观的（克钦）文化。”
[18]白马人也一样，裂变式的身体形态与文化特征也使得我们很难确认哪一种变体才是客观的白马文化，但是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族群精英却通过巧妙的提取、整合与改造塑造出了一个白马人共有的“客观的文化”
。
一次我把已发表介绍白马人的文章带到了当地，乡长看到全国发行的杂志上刊登的有关白马人的文章十分高兴，仔细阅读后又对我说：“以后这样的图片就不要放上去了，这不是我们白马人的衣服，他们没有文化，乱穿。”
他所说的一幅图片中男子身着白色藏服，身上绣有卍字纹样，另一幅中一群老人坐成一排演奏乐器，其中一位老人的藏袍由豹纹边装饰。
这两张图片同样是白马人中的一位老师给我的，但乡长认为卍字纹样是藏传佛教的东西，不应该被绣在白马人的衣服上，豹纹的边也不是这里的服装，因为这一带并没有这样的野兽，他还对女性服饰中的围裙很有意见，“她们现在的围裙上绣着一条一条的花纹这都是藏族的，不是我们白马人的，我们的围裙是一个颜色的，像阿妈现在围的就是我们这的，平武那边保留得好，我们这边人没文化乱穿，这次我从平武买了一批过来……”
服装上的图案、花纹都被视为不属白马人的文化，那么在他们心中什么是白马人的文化呢？去年夏天在文县召开了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研讨会的时间非常紧张，一天是民俗体验，一天是研讨论坛，这就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全面展示白马人的文化，因此从乡长到各村寨的支书、村长整整忙了两个月。
为了突出白马人的文化形象，寨门口装饰了一顶很大的沙嘎帽，对此乡长很满意：“这就是我们白马人的标志，草坡山上我还给整了个沙嘎帽形状的凉亭，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白马人的，你看这环境又好又有文化，慢慢旅游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下半年再把房子都修整一下，每家搞个客房出来就是农家乐，唱酒歌、跳火圈，一边看风景又能体验我们白马文化……”
图6-1文县石门沟寨门
图6-2平武厄里寨寨门
图6-3九环公路旁的木座寨
图6-4《皇清职贡图》
中的文县番民形象
这样的文化符号在今天各地的白马村寨都被强化，平武县的木座寨位于九环公路沿线，为了响应九寨沟旅游的发展，寨子从山上搬下来，每家新修的房屋上装饰着一顶沙嘎帽，和两只白色的公鸡；厄里寨的寨门就是一个沙嘎帽的形状，上面还建有一个池哥的形象。
可以说沙嘎帽是白马人最明显的标志，帽子用白色的羊毛一点点擀制而成，顶上插着白色的鸡毛，《皇清职贡图》上也记载着这样的形象，这一点很多白马人也知道，还介绍我去看。
帽子上插白羽毛的习俗在族群内也有传说，以前白马人抵抗官兵来袭，奋战三天三夜，到了第四天夜里大家都累得睡着了，此时官兵来偷袭，一只白色的大公鸡跳上房顶，振翅打鸣，叫醒了白马人，大家团结一心奋勇杀敌，保卫了村寨，自此白马人就视大公鸡为救命恩人，头上插着白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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