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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八八○年为止，自由人文士的作品，为时代思潮所拘，作品的内容，带着一定的党派的倾向，大抵中间是填凑，而装饰外面的体裁，作家所首先焦虑者，只在所将表现的问题，而不在将内容怎样地表现。
然而契呵夫，据戈理基之说，则是内面底自由的文士，既注意于表现法，那内容也并不单纯，且有意义。
他在所作的《半楼人家》里，笑那显有偏倚底倾向丽达（小说的女主角），又在《鸥》里，描写颓废派的德烈普莱夫和民众主义者的德里戈林，而对比了各自不同的倾向和特色。
契呵夫自己虽然是医生，是科学者，但以可惊的自由，讲了圣夜的美观，且述圣语之美。
“我怕那些在我所写的辞句之间，寻特殊的倾向，而定我为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的人们。
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渐进论者，也不是教士，也不是不问世事者，我只想做一个自由作家，但所恨是没有做那样作家的才能。”
这是他自己的话，但他却比谁都积极地主张了内面底自由。
倘若以格来勃·乌司班斯基（GlebUspenski）为对于美景，闭了眼睛，以抑制自己的文艺欲，将自己的情操，表现于窘促的形式，如密哈罗夫斯基之言，不衣合于艺术家的华美的色彩之衣，仅以粗服自足，则契呵夫是将马毛织成之衣和铁锁解除脱卸，而热爱了色彩鲜秾音声嘹亮的艺术的。
在六十年代的作品中，留在“事业”
的痕迹，他们的艺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表现的样式，则是达到目的的工具，但契呵夫的作品中，却有思索的痕迹。
他所要的，不是艺术的分离主义（Separatism），即从实生活的分离，而只在脱掉了一定的束缚的艺术的自由独立。
他以为文艺的要素，是在“个人的自由观念”
的。
对于艺术的这新的态度，和无路可走的八十年代的氛围气，是有密接的关系的，当时的社会解体，人们个个分立，敦厚的人情，是扫地一空的状态了。
契呵夫式观念，即酿成于这样的氛围气里，他是脱掉一切思想底倾向的束缚，解放了自己的才能的作家。
对于这新艺术观，旧时代的评论家一齐攻击契呵夫了。
受这攻击之间，都人契呵夫便极猛烈地痛击都会的恶习，以白眼来看世事的他，却觉醒了冷淡于社会现象者的眼，切望美和光明的生活的到来，不带什么一定的倾向的他，又将俄国实社会的倾向，比谁都说明得更锋利，暴露出国家的基础的丑态和空虚，描写了外省的都市中，所以连两个正直的人也没有之故。
“俄罗斯的国基，是纪元八六二年奠定了的，但真的文化底生活，却还未曾开始”
者，是从契呵夫的一切作品中所发的声音。
契呵夫决不为要动读者之心，故意写些异常的事。
托尔斯泰批评安特来夫（LeonidAndreev）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
，但关于契诃夫，我们却想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为探求创作上的新路径，契呵夫所作为参考资料者，是摩泊桑（Maupassant）的作品。
“摩泊桑早说过，旧式的写法已经不行了。
只要试去读我古典文学家中的毕闪斯基（Pisemski）或阿思德罗夫斯基（Ostrovski）的作品就好。
一读，那就会知道只是多么陈腐而常套的文句的罢。”
这是契呵夫常常对人说起的。
都介涅夫、凯拉连珂、迦尔洵，都时时写了散文诗似的最小短篇，至于契诃夫，却以那短篇为主要的东西。
“我开了创作最短篇的路，但最初，将原稿送到编辑所去，往往连原稿也不看，简直当作傻子。”
这是契呵夫的述怀。
在创作的初期，契呵夫之文，那简洁和速成，尤为显著。
在急遽的创作和有暇时候的创作，是全不相象的。
处女作时代的他，于创作短篇，从未曾费过一昼夜以上，如格里戈罗微支（Grigorovitch）所推奖了的“Egel”
，是在浴场里写的。
然而他的文体的简洁，在单句中把握要点的能力，表现刹那之感的巧妙等，在他一生涯中没有衰。
他的长篇，大抵和迦尔洵、凯拉连珂、札易崔夫（Zaytsev）的长篇一样，常常难以说是成功，在篇中出现的多数的人物，不能统一，如那《谷间》，则如他自己所说，陷于百科全书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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