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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向前走。
只不过，淮军成军日久，绿营的老传统恢复得比较多，西方的制度早就形同虚设了。
所以说，甲午战争，海军虽然败得惨，但比起陆军还是要好一点，黄海海战虽说损失惨重，但好歹也算撑下来了，而陆军在武器装备相当的情况下，几乎是一触即溃，号称远东最坚固的要塞旅顺，械精粮足，工事坚固，也只守了6天，将大批武器装备白白丢给了日军，这些大炮和枪械，接下来都用在了后来的战事上。
被拖下水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制度，还有学了西学的人。
北洋海军的首领虽然是个不懂海军的丁汝昌，但丁以下的骨干将领，却大半是当年船政学堂送出英国留学的精英。
如果说丁汝昌有淮军旧习的话，那么这些留学生总该没有，可是，临阵脱逃的方伯谦自不必说了，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诸公又何曾有过多少新气象，还不是眼看着舰队浮华玩忽下去。
海战中丁汝昌不懂指挥，连个替代者都不指定，对于这种关系舰队生死存亡的大事，有谁提醒过他吗？刘步蟾、林泰曾都是有专折上奏权的人，不仅可以随时跟李鸿章通话，而且可以直接上奏皇帝，但是，他们对北洋海军的现状说过什么吗？没有。
作战最勇敢的邓世昌，出征居然带着宠物犬，自己麾下的致远号巡洋舰，间隔舱水密门橡胶封条年久老化，舰身的防沉设施失效，以至于舰身中弹，海水很快就灌入各个船舱。
这种问题的出现，想来已经非止一日，作为舰长（管带）岂能没有责任？没有上舰，负责管理天津水师学堂的严复，到任以后，年年沉湎于科考，屡败屡战，对于学堂业务又管了多少？难怪这个学堂除了后来做了陆军的黎元洪之外，就没出过什么人。
不错，这些留学生的大多数都是爱国将领，而且是不怕死，敢于殉节的烈士（北洋海军殉节自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几十年的留学精英，几乎损失殆尽）。
但是，作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一环的他们，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并不是一死了之。
清人嘲笑明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
这种古烈士之风再现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刻，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悲哀。
姜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合俗流的冷静态度，对那些至今仍然沉迷于烈士神话的人们，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还在于一代先驱的眼界局限。
只要到过威海的刘公岛你就会知道，当年将海军基地建在这里，立足点就是一个“守”
字。
从大的方面讲，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成犄角之势，扼守渤海门户，拱卫京津。
从小的方面讲，刘公岛港区像个口袋，口子小得连自己的军舰进去都费劲（镇远舰就是因此而触礁），舰队进了港，只要外面的炮台坚固，火力强大，就可以像缩进壳里的乌龟，安然无恙。
不仅如此，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还有个说不出口的特点，喜欢沿着海岸线航行，黄海海战就是发生在中朝边界的大东沟附近。
我们已经站在了海上的庞大战舰上，心里却依旧离不开陆地的呵护。
然而，在我们还断不了陆地的脐带的时候，世界却已经进入了争夺制海权的时代。
到19世纪的90年代，制海权的争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美国人马汉的海权理论风靡全球，日本很快就有了译本，但是中国却好像是被关在了铁屋子里，对外界的变化充耳不闻。
我们的翻译大师严复，翻译了那么多高深的西学著作，但对于自己的本专业，却没有起码的敏感。
现代海军是高度机动的兵种，放弃对制海权的争夺，立足于海岸的防御，甚至指望陆地炮火的保护，实际上等于将海军视为陆军的附庸，甚至只是相当于建了些岸边浮动的炮台。
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的时候，依然坚持依托陆上基地的防御，等于是将主动权拱手让人，而中日甲午战争，恰恰就是这样。
所谓的威海保卫战，实际上是北洋海军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从容地在自己的后翼登陆，然后揭开刘公岛基地的乌龟壳，一举瓮中捉鳖的过程。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当时的那些北洋海军的将士们，跟现在的我会有同感的，作为海军，战死在海上，技不如人，死而无憾，但让人关起门来打，败也败得窝囊。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态度实在是太不认真了，留学归来，居然对老师的理论动态不闻不问，只惦记着人家出了什么军舰和舰炮。
海军人士到日本考察，也只是看到了人家武器引进的进步，而对中日海军的实质差距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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