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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隐形存在的民间组织，日久天长，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个东西了。
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乡民的自组织状况得到了某种有限度的恢复，不仅宗族进入恢复和重建组织的阶段，各种香会甚至民间宗教组织也有死灰复燃的势头，传统民间的各种娱乐活动更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残存的传统组织的活动骨干，也逐步恢复作用，而人民公社体系中这类活动的骨干成员则在“师傅”
的指导下，成为主导性力量。
但是，由于乡村政权全能主义的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些组织的政治空间很小，甚至合法性都很暧昧，不能不影响到乡村自组织能力的复原。
同时，毕竟乡村的民间组织已经被摧毁了多年，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也萎缩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关于这些组织和活动的历史记忆也只能算作一种残留，真正实现死灰复燃还是具有相当难度的。
更严重的问题也许是，乡村的自组织功能刚刚开始恢复，就遭受现代化的冲击。
农村的现代化程度虽然很有限，但依然造成了全局性的影响，不仅在使传统的娱乐祭祀信仰诸方面的技术层面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现代化导致的农村衰败，致使农村大量的人才和劳动力一并流失，原来大有潜力的乡村能人和布衣领袖大部分跑到了城市，釜底抽薪式地削弱了农村刚要恢复的自组织能力。
两年前，我曾经在胶东农村遇见过一位老农民，大约有60多岁。
传统的乡戏社火，对他来说虽然只是一点快乐的童年记忆，但他却是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的文艺骨干。
在改革开放前，曾多次参加地县甚至省里的汇演，不仅吹拉弹唱都拿得起来，而且会唱京戏，生旦净丑各行都能来上一点，尤其裘派花脸唱得好，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儿女都善此道。
改革开放以后，以他的家庭成员为中心，联合周围几个村子组成了一个乡村剧团，四处演出。
跟传统时代一样，他们的演出只在农闲时进行，而且除了服装道具需要各村凑钱购置以外，演员不要任何报酬。
然而，当我遇见他的时候，剧团已经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除了小女儿还跟着他“坚持”
以外，其他的儿女都出去打工了。
老人颇有点伤感地告诉我，现在不仅演戏组织不起来，什么事都组织不起来。
我知道，像这样刚刚有点起色就瘫痪了的乡民戏乐组织，并不只是这一个。
似乎有些巧合，正是这几年强调农村村民自治的时候，刚刚有所恢复的乡民的自组织能力再一次出现下滑的趋势。
在观察者看来，现在的农村简直就是一盘散沙。
研究村民自治问题很有名的贺雪峰先生甚至认为，村民现在出现了“原子化”
的倾向。
其实，原本对“集体”
十分依赖的农民，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者，有的地方农民之所以出现这种互不相干的原子化的表象，只能说明几十年合作化集体化对农村组织资源的破坏过大，而现代化冲击造成的反弹又过于猛烈。
尽管如此，现阶段的农民离开了“集体”
（血缘和地缘的）的依托还是相当困难的，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几乎百分之百要依靠老乡和亲缘关系的拉动。
致富再次返乡的农民，可能带回了城里许多先进的东西，但对血缘地缘集体的依重却并没有改变。
在我看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现在村民自治的推行，往往将目光只盯在政治方面，似乎将村级政权的民主选举搞好了，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实现村民自治。
显然，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农村的组织资源不能恢复，乡民的自组织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村民自治是不太可能真正实现的。
传统农村社会的历史和近代中国局部地区乡村自治的经验告诉我们，目前改善农村状况，缓解农村危机的不二法门，就是使农村的组织资源再生，培养农民的自组织能力。
当然，这种培育决不可能是由乡镇干部出面，靠行政杠杆能撬动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即使实在需要教育培训，也只能由非官方组织出面。
如果真的有一天，县、乡镇的政府已经确实落实了国务院的精简机构的目标，甚至将乡镇变成虚拟化的政权，那么，不仅农民的负担可以真正减下来，而且乡村的组织资源自然也就得到恢复了，虽然有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的混乱。
我期待着，像当年妙峰山香会那样，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的乡民组织再现，不仅管烧香，而且管起一切农村的公益事宜。
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乡民自己的“政府雏形”
，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其他形式的，最好让农民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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