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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的“扫盲业余班”
，先生都是尽义务，分文不收，而且白天要跟乡亲们一样下田劳动。
进入80年代，先生们才象征性地收点费用，开始是每天1角，后来涨到每天1元，不过，到此也就打住了，再没有涨过价。
私塾每年上课不过百余天，一个学生每年的费用不过百余元，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教育了。
然而，廉价并不足以说明私塾教育的存在。
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平江还存在着类似化石式的私塾，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的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教育体系的存在，其前提有两个，一是有政府的鼓励提倡甚至强制，二是有相应的出口。
对于前提一，自不用说，私塾教育一直是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始终以扫盲业余班的名义存在，根本谈不上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所参观过的所有私塾甚至连一个办学证明都拿不出来。
对于前提二，私塾似乎也没有。
当年私塾的存在与兴盛是因为其出口是科举考试，进而步入仕途，即使连个秀才也考不上，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能开笔作文）的本身也可以给自己和家族带来若干好处，至少可以当个层次不高的教书先生。
随着1905年科举的被废除，这种出口逐渐地被堵塞了。
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出息都是跟新教育接轨的，在人们心目中，每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替代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恰恰构成了高考金字塔的塔身。
既然两个前提都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在平江还会有人去读老书和教老书呢？答案似乎应该从平江的文化环境中去找。
在访谈中我了解到，平江虽然地处较偏，却一直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地方。
清末以来尤甚。
湘军中著名的儒将、平江籍的李元度，在成名发迹之后，将精力全投到了家乡的文化教育上，不仅使得小小的平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酿造了此地浓烈的文化氛围，虽然中经多年的战乱，尤其是国共两党红白拉锯，但传统并没有中断，至今，至少在农村还保留着诗礼之风。
在平江的农村，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家，都能看到各种书法都相当漂亮的联与匾（顺便说一句，书法也是私塾要教的内容之一），即使在一个泥屋农舍，也能看到几副挂在墙上，跟主人的身份很对景甚至嵌着主人名字的对联。
比如说我就看到过这样一联，是贺人新婚的，男主人名俩铭，女主人名逑梅，联曰：“意绵绵，佳偶俩铭迨吉夜；情脉脉，好逑互投标梅时。”
在平江，各家各户稍微有点值得庆祝的事情，包括从一个一星期的短训班归来，都会有人给你送对子表示祝贺。
老乡们告诉我，每到过年，各种各样的对联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不仅家里家外几道门上贴满了春联，就连牛棚、猪舍、谷仓也都落不下。
如果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而且赶巧人缘又特好的话，那么各种喜联和挽联就只能用“铺天盖地”
来形容了。
在平江期间，我赶上了两个丧事，其中一家简直就像进了白色的树林，到处都是一条条的挽联，稍有不慎，就能碰下来个把的。
更令人惊叹的是，每个村庄的各种对联都古色古香，雅得惊人。
比如我刚巧赶上的一个丧事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疏肴供我客聊从谷雨试新茶；
善饮托阿爷莫向花晨斟浊酒。
雅得让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仅如此，平江乡下的文风也很盛，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爱好写诗作画的农民。
平江的长寿镇，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农民自己搞的诗书画协会，其成员每个月都要活动一次。
说起来外面的人可能不会相信，所谓的活动就是这些农民凑在一起做诗钟。
即使是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也已经不知道诗钟是怎么回事了，简单地说，就是文人雅集时，先限好韵，再用一个小钟或者铃铛挂在铜盘上面，系钟的细绳上插一炷香，做诗前将香点燃，等香烧断细绳，钟落到铜盘上，“当”
的一声响，大家的诗就要做出来，出不来就要受罚。
在来平江之前，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在清朝的遗老陈三立、樊增祥、郑孝胥归天之后，肯定没有人再做了，然而，平江的农民让我大跌了眼镜。
做完了诗，大家在一起吃上一顿，有余兴的边喝酒边对诗，最后一起凑钱将这次雅集的诗编成一本油印的集子，供爱好者传看（顺便说一句，在平江期间，我最怕的是让老乡们知道我是什么来自北京的教授，生怕人家知道了让我做诗而且留下“墨宝”
，到那时，我就只有满地找地缝去钻的份了）。
长寿镇农民诗书画协会的胡瓜和刘振中还告诉我，他们每次雅集的时候，不光做诗，而且连带着对村里镇里的现状品头论足一番，时间长了，多少会对当地政府形成某种舆论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干部违法乱纪的事情相对要少一些，对社会风气也有一些影响。
果然，我在他们油印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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