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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新政时期士人失业率增加了。
第二，即使失业率增加了，也跟科举无关。
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每次不过取三四百人。
其他的举人大挑、拔贡选拔，名额也非常少。
相对于上百万的士子而言，科举的确是他们入仕做官的一个途径，但绝非用来解决他们就业的。
清朝一直到灭亡，虽然大幅度增加捐班力度，但官员的编制却一直都没有怎么增加。
有资格做官的人多了，在后面候着就是。
所以，众多的士子如果指望做官来养家糊口，对于90%以上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可能的。
每个士子，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教书，或者学幕，或者经商。
废科举是对旧式教育有一定的冲击，但旧教育并没有被废掉。
众多三家村学究办的村塾，原本就是解决农民识字问题的，上不去学堂的农民该上私塾，还是得上。
况且，废科举之后，还有一个兴学堂，到学堂教书（新学堂照旧有经学和文学的内容）也是多出来的一种职业选择。
事实上，新政之兴，工商业兴起，社会上读书人的机会是多了，不是少了。
士子们可以去做医生、记者、律师，到新兴的企业做事。
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新军。
新政军事改革的大力推行，使得当新军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
军饷高不说，而且衣裳光鲜，军中还可以读书学文化。
南方新军入伍还需要通过文化考试。
尽管南方新军中有革命党，但绝大多数的士人投奔新军，却不是为了造反的。
即便是南方新军，在武昌起义之前，有多少是革命党呢？其实也没多少。
武昌起义之时，一万余新军中，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绝大多数的军官都不与闻。
所以，废科举导致士子失业，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有谁能拿出数据，说明一下废科举前后，士子失业率是否大幅度增加了呢？其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很难评估士子的失业率的。
举人以上的高级士人一般没有衣食之忧，但低级士人如果没有教职，也没有进入城市谋生的话，大抵只能在家里待着。
除了极少数的人有点补贴，怎么的也得靠自己或者家人养活，或者靠亲友的帮衬。
推行现代化改革，振兴工商业，社会变动大了，对读书人来说机会是增加，而非减少。
说废科举造成士子失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想当然。
顶多，只会造成编辑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失业。
但实际上，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在学堂兴起之后，都改成出版学堂用书和印刷出版其他书籍了。
固然，我们说当年主张废科举的诸公，袁世凯、张之洞等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科举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教育制度，仅仅是选官考试制度。
但是，科举问世以来，的确也绑架了教育，使得所有的学校都成为这个制度的附庸。
学校所学的内容，都是科举考试要考的。
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一个官僚型的帝制国家，官僚不言而喻地成为社会最为人重视，也最稳定、获益最高的职业。
读书人只有入仕做官才能荣华富贵，才能耀祖光宗，成为有地位、有尊荣的人。
所以，只要进入仕途要经考试这一关，那么人们的读书，就只能以考试为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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