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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吴佩孚忽作惊人之举,请曹锟下令各巡阅使、各督军一律免兼师长之职。
此议一出,各省督军及巡阅使大哗,因为他们如不亲兼一个师长,很可能就变成了空头督军和督使,最后被部下撵走。
所以大家一齐发难,齐声谴责吴佩孚,山东督理(即督军郑士琦,兼第五师之长)通电表示:“宁降一级叙用,辞山东督理,不辞第五师之长。”
◎按住枪杆子不放。
又可美其名曰:能上能下。
吴佩孚微时投武卫军,与文案郭绪栋朝夕相处,结为兄弟。
郭的二太太戈氏看不起吴,说:“兄弟,说句话你可别恼,你大哥总说你将来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们儿并不两样儿?”
◎头发长见识短。
吴佩孚在北洋第三师曹锟部下,一直不得志,当一名马弁头儿——副官长。
曹部驻防岳州。
一次湖南将军汤芗铭在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请曹锟参加,但曹懒得参与这种事,于是让副官吴佩孚代他参加。
吴在会上侃侃而谈,引起汤芗铭的注意,过后便向曹锟借用吴。
曹一见人家重视了,自己才舍不得,马上委任吴为麾下旅长。
◎人家看好了才是好。
尽管从袁世凯到吴佩孚都在鼓吹服从敬上的传统道德,但军阀现象伴生的唯力是从的心理氛围,却使军阀的派系组织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趋向,派系愈庞大,其离散趋向就愈严重。
在任何一个派系内部,每一个掌握一定兵力的高级部属都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军阀,在北洋统治初期,经常出现一旦某师长升任一省督军,就被部下架空的现象。
对这些高级部属的控制,成了军阀的一大难题,通常的办法是,或者把高层军队建制如师旅一级事实上架空,首脑直接与中下级军官建立联系,此即所谓“众建诸侯少其力”
的老套新版,让每个半独立的单元足够地小,小到不足以自立。
或者首脑亲自掌握一个亲信精锐的骨干部队,作为操纵和左右整个派系的中心势力,以实力作为对可能的反叛的威慑。
前者的好处是反叛或者架空长官比较难,但影响行动效率。
后者则控制力稍弱,但行动效率较高。
吴佩孚采用的是后者。
吴佩孚是个注重理论的人,对自己的作为,总要找出点“理论”
依据而后才能心安理得。
直皖战后,他从第三师师长跃居直系的“代理家长”
之位,就同幕僚们一道,开始研究成吉思汗的“怯薜”
(蒙语音译,亲卫之意)军制,他认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无坚不摧,关键是因为他拥有一支称为“怯薜”
的一万八千骑的亲卫部队,该部队既是全军的精锐,也是全军的中枢,既可以冲陷敌阵,又可以威慑内叛。
吴佩孚认为如果他也有这样一支亲卫军,控制直系就不会成问题,所以,他以此为借口,倾其所有装备与供给,大规模武装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师,一方面严加训练,一方面大力补充,使该师成为拥有步、骑、炮、辎重、电讯、铁道(铁甲车)、航空等诸兵种合成的总数为一万八千人的立体巨人,在装备与兵力上,成为直系各师之冠。
明明是借武力在“群臣”
头上高悬不信任的达摩克勒斯之剑,却偏要以对成吉思汗的拙劣模仿出之,吴佩孚也可算是机关算尽。
其二,“形象”
吸引。
1922年,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江元虎到洛阳见吴佩孚,打算为在上海办一所大学向吴募捐,向吴说了些他的所谓新理论。
不想吴听后拉下脸来,当面说江元虎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弄得江下不来台。
◎这小吴,一点面子也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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