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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形神俱备的军队教育。
1949年，西北马步芳与马鸿逵争权，青海参议会代表团去宁夏，马鸿逵对代表团褒贬了一通马步芳。
马步芳大怒，命令代表团冷待马鸿逵。
结果代表团连马鸿逵准备的宴席都没敢吃，匆匆离开宁夏，马鸿逵送给省参议会议员的高级衣料也为马步芳没收，转送到马步芳私邸去了。
◎心眼太小了。
黎元洪虽然当的是空头总统，却视总统的印把子如命。
1917年被张勋威胁退位时，曾派亲信携带印信躲入上海租界。
1923年黎元洪复位后刚一年，又被直系军阀逼下台，这次，他又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结果被直系大将在天津劫道拦车，强索印信，黎寻死觅活闹了一通，最终还是把印交出来了事。
◎劫啥的都有。
有了集团道德，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和灌输也等于零。
作为实干家的冯玉祥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兵丁如将开知识的小孩，如常看忠孝节义的事，脑筋中自然有好思想，如常看杀人放火的事，脑筋里自然有恶思想。
兵丁又如初进城之乡民，如有好人指引，必入正路；如遇坏人指引，必入花街柳巷。”
?所以军队的道德教育是很关键的。
教育又分形体的教育和精神的教育两种，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身教和言教。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教育将徒劳无功。
为了贯彻道德教育，冯玉祥组织了成千上万士兵参加的洗礼，每礼拜日均延请中外牧师讲经布道，后来干脆组织了“西北基督教协进会”
，开设“传道学校”
，计划在军中每千人设一传教牧师?。
冯军中还有一位会唱大鼓书的道德宣传家邓鉴三，时常把冯所需要的精神教育内容编成鼓词当众演唱。
为宣传爱民爱国思想，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部的每个士兵都戴着“不扰民真爱民”
的臂章，每日列队练习照例有“爱国爱民”
的呼号，还编写《义勇小史》、《八百字课》等充满民族精神的“精神书”
作为精神教育的读本。
利用赞美诗的曲调重新填写具有爱国意义的词句，在每座营房中贴“国耻图”
。
为突出身教的作用，他亲自参加军队为民进行的筑堤修路工作。
奉系财神王永江代理奉天省长，严峻而刻薄，奉天洮昌道道尹都林布者，历官州县府道，奉省老官僚也，久病屡假。
一日续假呈至王永江，竟大笔一挥，批“老而不死”
四字，既而擦去，然墨迹宛然，人皆能辨。
盖恶其久病，不请辞职也。
◎武皇爱少不爱老。
袁世凯在载沣当摄政王时曾被令“以是疾辞官”
，他想要当皇帝，段祺瑞现在有点功高震主，于是依样画葫芦，让段祺瑞也“生病”
，从而辞职让位。
体强如牛的段祺瑞称病辞呈一上，袁一面下令说：“本大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特给假两个月，并领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
一面让肃政厅弹劾段之心腹徐树铮。
无奈，段只好再上辞呈，戏做足了，袁世凯方才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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