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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秋，四川各派军阀联合进攻“木秀于林”
的杨森，在杨森将要逃出成都之时，罗泽洲（军官系军阀）派人持“红告”
（旧制，凡新官上任，必先用红纸写一张告示贴在新官职所的门首，宣布他奉上级委任，于某天前来接任，这种告示叫“红告”
）潜入成都，乘杨森弃守、联军各部尚未进城之际，将“红告”
张贴于成都市政公所（即市政府和东门统捐处等重要行政部门门首，先抢上肥缺再说）。
◎占上茅坑再说。
1928年，杨森在倒刘（湘）战争中失败，防地尽失，极为困窘，军饷要靠人接济，人称他“滚龙”
，杨部士兵夜间要脱裤子睡觉，以防止逃跑，其实杨森此举连带有节约服装之功效。
◎堪评节约标兵。
自人类出现职业军人起，军队就成了专门从事战争这种特殊职业的一种社会群体，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军队自然是政治的工具。
在封建时代，军队是封建主私人利益的执行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军队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卫士，而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他们手中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一切，既是财产、资本，也是工具和寄托，甚至等于他们的宗族和所有社会关系。
这一点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完全在自己的军队里面，不注意自己的军队，就是不要自己的生命。”
即使对蒋介石这样的全国统治者来说，军队也是他集团的主要成分，也是他维系的主要对象，他的所有维系理论，无论是伦理观、社会观还是教育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军队所发，相形之下，他关于军队自身属性的理论，就显得有些干瘪和枯燥。
下面，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成军队的性质、功能和目的三大方面来谈。
袁世凯病死，遗令以副总统接任，但段祺瑞很不高兴，就总统问题拟就内阁致各省军民长官的通电，上面写道：“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
东海（徐世昌）颇为各方推重。
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以副总统继任，故依法推黎公继任大总统。”
张国淦见了，说：“做人情索性做到底，不要让人家看了不痛快。”
于是段提起笔来，删去了那些使黎不痛快的词句。
◎烧香何必得罪菩萨。
四川军阀刘存厚与钟体道在陕西汉中火并。
刘布置下鸿门宴，钟席间脱逃，跑到街上，被刘的士兵追赶不迭，躲入一家饭店。
饭店伙计将他藏进烤点心的烤灶下面，躲过刘军搜捕。
等到他的部下赶来将他从灶下抬出时，他已经半人半鬼，狼狈不堪，脚上只有一只鞋。
◎本来就是一块点心：吃货。
第一，关于军队的性质，蒋介石从来都堂而皇之地认为军队应该是党（国民党）的军队、主义的军队、国家的军队。
因为党、主义甚至国家的化身都是他蒋介石，所以军队就是他私人的军队，而且全国的军队都应该党化、主义化，最终变成他蒋记的私人化。
所谓军队国家化，在抗战前，主要是针对各地半独立的军阀的，抗战后，则专门针对共产党来讲话。
各个地方军阀的军队在“中国国民党及其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出来之后”
，就应该乖乖地统一到他的名下，“若想拿个人的势力来做自己不可告人的勾当，那就是完全的梦想。
现在国家的军队，都是在一个主义下的军队，一个主义下的军队，大家精神应当团结，意志应当统一，国家才有强盛的希望。”
说得更露骨一点：“国家的军队，如果有了派别，内部即不统一，无论表面上如何粉饰，终不能做对外的大事。”
大道理堂堂皇皇，为主义为国家，但无非是让其他的军阀把军队统统交出来，统一在一个抽象的大帽子之下，实际上都化为蒋某人的囊中物。
党化、主义化、国家化，无非是吞并人家的借口，事实上，就是在他下野之际，他的嫡系军队也是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的。
抗战胜利后，诸中间党派在“军队国家化”
的问题上费尽了口舌，耗光了心血，始终没得到一个要领。
军阀的军队，的的确确是大观园中贾宝玉项下的通灵宝玉，须臾不可分离。
◎撑死胆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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