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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持上北京来的专车，押往议院投票。
尽管如此，仍然凑不够法定人数，曹锟的副总统之梦到底未圆。
◎大索京师如何？
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一个国家对外还没有争得平等自由，它的国民就活该当王朝的奴隶，带着镣铐生活，天经地义衣分五色人分九等，一些人生来当老爷，一些人注定当奴隶，事实上，任何社会群体，小至家庭大到国家，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离开了个体的自由，也就无所谓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
国家的自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而不是相反，什么叫做国家的自由？一个国家，只要还存在着奴役被奴役，束缚被束缚，那么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说是自由的，这个国家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陈炯明在担任清朝广东咨议局议员时，曾提出一项禁赌议案。
由于赌商的贿赂，大多数议员反对此案。
于是，陈炯明在表决该案时提出，用记名表决取代惯行的起立表决，赞成禁赌者书一“可”
字，不赞成者书一“否”
字。
表决结果，赞成者只得20票，否决者得35票，此案未获通过。
但表决名单，则被陈炯明获知，由时任咨议局书记员的邹鲁把议场情形，全部“可”
、“否”
票的名单送付报馆发表。
顿时弄得“否”
派议员声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辞呈。
◎还是有聪明人。
后起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猜忌心极大，对谁也不放心。
督办公署大门的钥匙原来由他弟弟拿着，后来他居然从弟弟之手要过来放到他自己的枕头底下。
◎小肚鸡肠。
将国家的自由与个人自由两分的提法，是孙中山晚年的思想，但是，很明显，蒋介石将之无限放大了。
以国家和团体的自由，来取代个人自由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假借群体名义施行个人独裁和暴政的借口。
这一点，蒋介石自己的话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作为国家和团体的一员，个人除了服从性之外不应有其他的表现性，“有服从性的人，才能够做真正的党员！
不能有这个服从性的人，就是党的败类”
。
服从谁呢？答案是明确的：“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
总而言之，只能有治人者的自由，而没有治于人者的自由，只能有蒋某人的自由（生杀予夺），而没有其他成员的自由，结果谁的自由也不存在，只有一个专制的“帝王”
高高在上。
在蒋介石统治的某些时段里，不但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国民党党员动辄获罪、毫无人身保障和行动自由，就是其他军阀集团的高级成员也逃不脱被监视的命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民惟需奴性。
◎掉书袋的挨杀。
张宗昌的早年军旅生涯中，曾率一混成旅入湘作战，被南军包围，无计可施。
部下褚玉璞急中生智，将作运输用的百头小毛驴赶作前驱，向西北方向突围，张宗昌率大队随后，突围后，百头毛驴无一生存。
◎爹亲娘亲不如驴亲。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同时代的许多传统主义者甚至某些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对西方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解往往走入了同一种东方文化的误区。
就拿自由为例，首先，蒋介石对自由作了无政府主义的解释，认为“现在一般人所谓的自由，其意义就是‘随便’，不但言论‘随便’，行动‘随便’，生活‘随便’，甚至逾越范围，随便侵犯他人”
。
其次，他认为自由就是自私自利，发展私欲，发展人的动物性、兽性。
最后，他认为自由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以为一旦强调了自由，人们就会无法无天，放纵恣肆，“强凌弱，众暴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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