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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吃饭夹菜用公筷。
一天，杨森请全军校以上体育教官吃饭，由参谋长鲜光俊作陪，主客围着圆桌就坐，大家一看只八个人，却摆十六双筷子。
杨森见大家坐定就宣布：我提倡卫生，每个人摆两双筷子，一双用来夹菜，一双自己吃饭用。
结果刚一进餐，鲜参谋长就犯了规，夹菜没用“公筷”
，杨森把脸一板，喊：“停止！”
然后宣布：“今天吃饭就到这里！”
说罢转身走了。
◎又是卫生标兵。
奉系内当家王永江埋头内政，从不与外部交接。
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有曾任北京政府总长者，致长函于王，颇关政要，王阅后竟援笔批“不理”
二字，置之脑后。
◎光荣孤立。
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蒋介石认定：“只要是一个人，一定是社会的人，一定是过互助合作的社会生活，一定是过规过劝善的团体生活。”
三个“一定”
加起来，真是武断得可以，为什么非要“一定”
，不一定又怎么样呢？显然，蒋所谓的团体，不是人们自由组合的社团，而是合乎他要求的团体。
对蒋介石来说，社会团体就意味着统治的牢笼，凡是不合乎这一规定的，即使是真正的“规过劝善”
的团体，空想性的“互助合作”
团体也免不了横遭猜忌和打击。
举国之内，政治性的“团体”
只有国民党一家可以独存，连国家主义这类小骂大帮忙的党派早先也无立足之地，甚至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如改组派也难逃被飨以毛瑟的命运。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各社会、各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党的纪律是最严的，大家都要服从三民主义，和党的一切章程；军队的组织是最细密的，命令发出后，不能错一分时间”
。
是啊，团体必须党化，军队化，这才是合乎要求的社会团体。
更进一步，蒋介石从行囊里拿出了形形色色的党化、军队化的团体和组织，在一般老百姓是连坐连保的保甲，在青年是各种名目的服务团，在军人不仅有黄埔系而且还有由庐山训练搞成的“军官团”
，甚至在国民党内还要搞一个以绝对服从他为宗旨的党中之党“复兴社”
（据复兴社的创议人刘健群的提议，社员要身着粗布蓝衣，对领袖无条件服从，因此外界将服从，因此，外界将之比附为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称为“蓝衣社”
），从而“将我们全国一切个人的生活都能纳之于整个集体生活之中，一切个人的行动，都能归向于整个群众运动之下，由生活的集结一体，来造成千万精神意志的共同一致，由行动的合群联系，来造成组织力量的统一集中”
。
韩复榘喜欢亲自审案，但往往只问三五句，有时甚至一句不问，只凭“看相”
定夺。
他问案还有一个惯例，凡案犯要释放的站左边，要枪决的站右边。
问案结束，稀里糊涂的，左边站的突获重生，大喊“韩青天”
，右边站的如雷轰顶，大呼冤枉。
韩在称颂和喧闹中退堂了事。
◎“左派”
万岁！
张勋在徐州组织“督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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