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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的以实践—认识为特征的知行观完全不是一回事。
然而，蒋介石却认为：“尽管王阳明所讲的‘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一切学问的知识，是不易强求”
，但“‘知行合一’和‘政良知’的学说，是与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辅的行由。”
蒋介石一方面用王阳明阉割了孙中山的哲学原意，把孙中山意为实践的“行”
偷换成王阳明的“知”
，把“行”
变成“致良知”
的过程，变成一种主观道德的参验，自我道德根性的解悟。
另一方面，把“行”
当成了专为后知后觉们准备的“苦工”
。
如果说，孙中山由于知行二元论所导致的“知难”
前提，作出了为了节省工夫和气力，后知后觉可以不必自己去“知”
，只要跟着先知先觉们去“行”
就可以了的结论，那么，到了蒋介石那里，所谓“一般同志”
“知”
的权利即认识事物的权利就完全被抹掉了。
纵有所谓的“知”
，也只是道德的自省和实用技术的熟习。
如蒋的一位理论家所说，力行哲学的所谓“知”
，“乃人生伦理之知，经世实学之知，可见可闻之知，可行可为之知，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知，理非穷索冥想之知；故其知有止，止于善，止于行，非善弗知，非行弗知，知其所当知，行其所当行”
，②无非是孔夫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循规蹈矩地去干，“知其当知，行其当行”
否则就是“冥行”
，“妄行”
以至于“暴行”
，“只是发于人欲的冲动或邪说的煽动”
。
所以，所谓“力行哲学”
就是一种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要服从不得怀疑，只准卖命不得思索的奴隶哲学。
北洋政府陋规，新总统到任，例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总长亲身送交总统，作为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余50万元交各部总长。
此项恶例由袁世凯开始，每届总统都是照办。
徐世昌当总统，曹汝霖照例送交150万元，徐竟全数留下，曹不好意思要，其他阁员当然也不好意思张口，便无形搁置。
◎钱跟谁有仇？
张钫（陕西辛亥革命领导人）见袁世凯。
袁问张多大啦，张答曰27岁。
袁哈哈大笑说：“去年才26岁，竟能统率大军，独立方面，总算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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