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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对话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成立于1952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话剧团作为基础。
在院长、著名戏剧家曹禺的带领下，剧院主要上演的是郭沫若、老舍和田汉的作品。
从1952年到“文革”
结束的1976年，剧院共上演130部戏剧，其中绝大部分（103部）是在1949年之后创作的。
这些作品一部分是被委托创作的，一部分则是由集体创作的。
多数剧作都是现代革命剧，舞台上展现的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英雄人物。
其中尤以独幕剧为多，这是集体创作剧本时最喜欢使用的形式，而且经常是在同一个晚上上演多部这样的独幕剧。
1953年，老舍的《春华秋实》和《龙须沟》上演，作者希望用这两部剧声援“五反运动”
，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
。
与叙述类作品一样，话剧的主要题材也受到了政治及公共话题的影响。
旧有的剧本在改编过程中经常会有非常大的改动，例如曹禺创作于1934年的《雷雨》在重新搬上舞台的时候，带有宿命论特征的基本情节就被代之以更加明确的革命性。
老舍小说《骆驼祥子》被改编后，也与原作有了非常大的区别。
人力车夫祥子在结尾处不再是万念俱灰，一个以前的同行当上了工人，他给祥子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历史题材也经常出现，不过总或多或少地对社会现实或刚发生过的事进行评论。
所有话剧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老舍的《茶馆》，这也是中国话剧的一部杰作。
为了能够让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旧社会的丑陋一面（腐败、压迫、剥削和饥饿），老舍在1957年创作了《茶馆》这部三幕话剧，1958年3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251]三幕的地点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北京的一个茶馆里。
第一幕是在1898年“百日维新”
失败之后，第二幕的时间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第三幕则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舞台剧对于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政治教育作用最为显著的例子，是1965年底遭到批判的《海瑞罢官》。
这部剧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09—1969）的作品[252]，这部历史剧被认为是用海瑞影射1959年被免职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这种解读中被强加进了别样的含义。
从1966年到1976年，话剧在这段时间内基本没有什么作为，戏剧舞台被包括五部京剧、两部芭蕾舞剧和一部交响音乐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占据。
直到1973年，对话剧的禁令才开始有所松动。
不过一直到1977年，话剧才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并且在短时间内就涌现出大量的新作品。
从1977年到1987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57部话剧中，有48部都是新创作的，9部是以前剧院的保留剧目。
在这48部新作品中，23部是现实题材，另有3部历史剧，3部讲述1949年前的革命史，11部是外国作品。
1977年后，戏剧的发展中呈现出多个新的潮流。
[253]最早的一些作品讲述了“文革”
时期的故事以及人们对这段被视为压迫时期的愤怒。
“文革”
后的早期话剧作品中有一部分是由业余作家创作的，其中，1978年的两部话剧《于无声处》[254]和《丹心谱》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在之后的几年中，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化”
成为诸多作品表现的对象。
此外还有很多历史题材的作品，既有表现革命史的，也有取材于更早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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