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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行不良资产看，我国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根据我国公布的数字是17%，标准普尔公布的数字是40%。
无论哪个数字，都是非常巨大的。
追根究底，这种大规模不良资产的形成，来自国有企业的信用缺失，已经威胁到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从社会贡献看，我国国有企业占用全社会23资源，却只创造了13社会财富；我国所有企业占用全世界35%的资源和能源，却只创造了全球4.4%的财富。
综上所述，国企改革非改不可，否则将来只会更加积重难返。
但要找到一条理想的改革路径，确非那么容易。
改革阵痛，几家欢乐几家愁
改革，意味着利益调整，必然涉及到几家欢乐几家愁。
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显而易见的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再怎么改，都应该考虑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只有少数人富了、多数人穷了，这决不是改革初衷。
现在看来，改革的初衷并没有达到。
欢乐的是少数人，忧愁的是多数人，尤其是原企业中的员工，那些过去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老工人。
这主要表现在：
改革的代价是工人失业
1998年是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低谷，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仅仅只有214亿元人民币。
伴随这一窘况，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减员下岗，直到2002年，全国国有和集体企业累计下岗减员5500万人。
与此同时，我国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随之急剧上升，并且于2003年达到4951亿元人民币 2！
表面上看，国有企业的这种减员增效收到了巨大成效。
不仅开始扭亏，而且还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 3，可实际上，这一“大好形势”
是数量庞大的下岗职工减员，以及减员后没有合理补偿得来的。
从数字上看，5500万人下岗，按照当时我国职工平均年薪1万元计算，这4900多亿利润恰好是他们“节省”
下来的工资！
如果这些工人不下岗，可以说全国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几乎为0 4。
而这5500万人失业后又都到哪里去了呢？调查表明，其中70%实现了再就业，但收入微薄，就业无保障；30%赋闲在家，依靠每月一二百元的救济金过日子，生活极其艰苦。
改革的代价是官员腐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邵道生研究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企改革已经成为“最后一道丰盛的、免费的、权力性的腐败晚餐”
5。
例如，江苏和浙江省检察机关的数据表明，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到相当程度。
2004年上半年，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办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的职务犯罪案78件，其中涉案金额最大、人数最多的，都发生在企业改制期间。
在江苏，国有、集体企业资产改制中的流失现象，也是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职务犯罪案的重点。
在山西省运城市，2.3亿元国有资产一夜“大缩水”
，被一家民营企业以6410万元收购；上海市一家国企老总借改制之名，施展“腾挪大法”
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上千万元……
有的经济学家说，这只是个例，但如果反问一句，你有数据证明这是个例吗，恐怕他们又集体失语了。
一位前卫经济学家居然认为：“为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郎咸平教授炮轰的“七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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